如何理解“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省政府参事，省财经学会副会长，西南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导 叶子荣

自1998年抗击“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首推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国家财政在“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思想指导下，不断得到历练。尤其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政策体系和操作实施方法及组织措施不断趋于完善，并在与“新冠病毒”的遭遇战中彰显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强大能量。

2019年12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财政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财政部部长刘昆在2019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上指出，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要从“质”和“量”两方面发力。其主旨非常明确：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强化国家财政的治理效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立足我国发展新形势新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的会议对财政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调动各方资源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至此，“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得以形成。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型财政政策，但与凯恩斯财政赤字理论指导下的扩张型财政政策有本质性的区别。从世界各国业已施行的扩张型财政政策案例来看，其政策基本上都聚焦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相对过剩”伴生的“有效需求不足”，强调通过“赤字财政政策”扩张需求，以减税、增支、扩大国债发行为主要施行手段。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施财政宏观调控；二是基于经济发展走势，强调未雨绸缪，积极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三是在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中恪守政府债务风险底线，强力推进以“清费立税”为主要抓手的税费改革，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和措施，增发国债并辅之以“国债转贷制度”等措施，持续强化各级政府的承接能力和施行责任，加快政策落地；四是强调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使积极财政政策更好地与市场机制对接，提升政策要素的乘数和带动效应；五是注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与财政改革和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相互促进，积极引导财政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加强版，更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升级版。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把握其科学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一是突出更加积极有为，主动迎击新的挑战，密切注意国际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势态，强调研判的准确性，重视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思维和手段；二是着力 “质”和“量”两方面，增加政策配置、举措创新，强调政策的科学性、系统化、精准度和施行效果的重要性；三是逆周期调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配合，财政政策精准发力于供需两端，力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实现抗风险、稳经济、调结构三重目标；四是提升“以收定支”高度和强度，严控债务风险，在加大支出力度的同时，通过破解分配固化、盘活存量等措施，统筹配置政府部门资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支出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五是更加注重财政体制改革与政府及其各部门的改革等各事项的同步，更加积极地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和财政治理能力的提升。

透过对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的解析不难发现：从阶段性需求看，面对新冠疫情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国际政治经济变幻多端对经济运行带来的较大冲击，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最有效、最精准的逆周期调节手段；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运行于合理区间的现实要求看，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保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其重大现实意义不言自明。

着眼长远，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进一步历练，国家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将得到更加显著的强化，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空间和内需潜力；具有超大规模的人才资源和人力资本优势，这为我们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最充分的条件。更为难得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能够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长期稳定保驾护航。

信息来源：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